关公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经过隋代以来历代朝野赋能和塑造,关羽及其关公文化蕴含的忠、义、仁、智、勇道德伦理思想成为关公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关公文化中具有特定象征意味的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关公文化的价值观既呈现出与其他同类文化不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体现出人们的精神寄托和共同向往,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和普遍性,但同时由于关公文化与现代社会场景不同,也具有局限性和历史性。所以关公文化中的忠、义、仁、智、勇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层面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既有契合的一面,也有差异的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能关公文化,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复古主义消极影响,推动关公文化实现全方位的现代性转型升级。

    “忠”是关公文化的首要内涵,也是中华民族道德体系中最重要的伦理准则。关羽一生追随刘备，致力于匡扶汉室，为汉室王朝鞠躬尽瘁。在关羽的认知和行动中,“誓复汉室”和忠于刘备是一体的,这也是关羽的基本信念和情感所系。刘、关、张桃园结义后,关羽“稠人广座,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关羽被曹操抓获后,始终不为曹操拉拢诱迫所动。得知刘备下落后,封金挂印,千里寻兄。关羽的这种忠诚广受推崇和赞誉,但关羽对刘备的这种忠诚是基于桃园结义中的兄弟之情和刘备的“汉景帝中山靖王胜之后”宗室血统,所以关羽之“忠”是基于结义之“义”,念于兄弟之“情”,重于正统之“宗”。

      关羽的这种“矢忠不二”忠君思想,迎合了封建帝王对臣民的要求和希望,符合封建统治时代的“家国天下”制度,得到了历代帝王的赏识和推崇,成为封建统治者大力宣扬关羽的主要原因。在历代皇帝给关羽的谥号中,“忠”字一直占据核心位置。此后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之所以极力推崇关公,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忠君守义的关羽来激励自己的文臣武将们能像关羽一样,尽忠心于君王,献勇武于社稷。

       在关公文化中最突出的价值观是“忠”。关公文化中对汉室、对刘备的忠诚,与今天的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虽然有一定的契合度,但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个“忠”具有鲜明的封建性的特点,处于封建社会语境中,“忠”更多的是忠君,而非爱国。而在核心价值观的当代语境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是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也是对公民的最基本要求。“忠”则表现为对国家领土的守护,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自信,对党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所以在阐释关公文化“忠”的价值时,要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赋予关公文化“忠”的新的内涵,才能提升关公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

    “ 义”是关公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范畴中“义”包含着道德情操、行为准则、站位立场等多重含义和多个外延。同时“义”也有“大义”和“私义”。在关羽身上，“义”是仅次于“忠”的重要道德品格,同时也是关羽为人处世的基本伦理准则。就其“义”的品格而言,在正史《三国志》以及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关羽都保持“守信重义”的义士形象。在关公文化中人们更多的是宣扬关羽的“大义”。如关羽对刘备“誓一生死,不可背之”。这也是被封为“义勇武安王"“忠义神武关公大帝”的由来。但在关公文化的民间演绎中,有华容道捉放曹操的情节,体现了关羽的“私义”。宋元儒者为宣传关羽的“大义”,将其提升到“春秋大义”高度,而淡化了关羽的“私义”。关公文化中包含的众多民间传说,也反映了关公处理义利关系时所遵循的“先义后利”原则,在民间,人们更多的是推崇关羽的“情义”和“私义”。

       在关公文化中“义”因其不同场景和对象,出现了多种阐释和解读。官方将关公文化中的“义”定位在“春秋大义”,塑造出关公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形象。民间江湖将关公文化中的“义”理解为“侠义”,推崇关公文化中的舍生取义、行侠仗义精神。商人将关公文化中“义”演绎为“诚信”,并引申为财神。由于关公文化中“义”的多样性,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义”的招牌下都找到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价值观,出现了多元共识的特有文化现象,也使关公文化呈现出跨时空,跨阶层的文化魅力。

       核心价值观的诚信内涵首先是诚实劳动,这是诚信思想的实践基础;其次是恪守承诺,这是诚信思想的价值依据;再者是诚恳待人,这是诚信思想的哲学意蕴。而达到诚信为主要内容的公民道德建设目标,需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夯实诚信经济基础,完善诚信法律法规,构建制度化诚信体系,丰富诚信思想内涵,形成诚信教育模式。关公文化中“义”与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比较,虽然有些内涵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区别非常明显,在公平诚信方面,关公文化缺乏现代社会必须具备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意识,因此,长久以来关公文化的“义”,既有志士仁人为国家、民族舍生取义的“大义”,也有被一些人用来作江湖义气之“私义”,为小圈子、小团体舍“大义”而行“小义”。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以法制化、制度化、契约化赋能关公文化,激发出关公文化中符合当代社会价值的“义”的社会效能。

     “仁”是关公文化的价值根基。“仁”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孔子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又说“仁者爱人”。孟子认为可以将仁爱推已及人,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种仁爱反映到关羽身上,就是以仁德行政,仁爱广土众民,即同情人、尊重人、理解人、善待人、帮助人,在《三国志》中记述“羽善待武卒而骄于士大夫”,镇守荆州多年,深得百姓爱戴。在河北省涿州市的楼桑庙村三义馆内,记录着一则“簪打姚斌”的民间故事。虽然是民间传说,但也印证了关羽的民间口碑。

       在关羽身上既有“大仁"“小仁”,但另一方面,关羽也有耻与黄忠为伍、要与马超比武,辱骂东吴孙权等行为,体现了关羽对“仁”的不同理解和做法。而历代赋予关羽的“仁”,更多的是儒家理想之“仁”。所以关羽之“仁”与关公文化之“仁”有一定的差异。关羽的这种“仁"强调的是基于恻隐之心上的同情和宽容,而非出于平等尊重前提下的友好和善意,关公文化中的“仁”更多的是儒家之“仁”而非关羽之“仁”,是儒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需要塑造的标签和符号。

      关公文化中的“仁”逻辑的起点是宗法等级制的情爱,逻辑的展开是“爱人”,逻辑的准则是“礼”,逻辑的最终结果是对自我人格的体知和修炼,以达到知天命,耳顺,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完美境地。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既有善待和尊重亲友、他人的内涵,也有善待和尊重社会、自然的意义,不但体现着一个人的道德水平,而且也体现了社会的和谐程度,同时也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并践行的“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具体体现。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深入体会核心价值观中友善的含义,用友善理念观照关公文化,扩展关公文化“仁”的内涵和视野。

       关公文化中的“智”和“勇”既是关羽的自身禀赋和自我修养,也是关羽的一种职业态度和职业行为。孔子讲“有勇而无义为乱”,为“智”“勇”确定了价值和意义。在关公文化中,人们推崇的是“忠”“义”,但闻名于世的则是“智”“勇”,体现价值的则是关羽为蜀汉在战场上的拼杀,关羽将这三者完美统一起来,成为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全能之神。在核心价值观中,敬业作为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要求劳动者恪尽职守,热爱劳动、乐于奉献。这既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同时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关公文化中的“智”“勇”精神与核心价值观中敬业精神具有高度契合性,需要我们将这种敬业精神融汇到关公文化中,引导和激励每一个公民把实现中国梦的远大理想融入自己的工作中,体现在自己的岗位职责中,敢于担当,尽职尽责,甘于奉献。

　　作者简介：黄登宇，男，博士，民革山西省委会副主委，民革晋城市委会主委。

　　文章来源：《海峡两岸关公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