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见闻:以务实为基础,以实干为精髓,以乐观为保鲜剂的东坡精神是广东惠州的最大财富
2023东坡美食文化荟重点主题活动“东坡旅居城市东坡美食文化研讨交流会”2月17日上午在海口召开。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铁军,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会长邢颖,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会长、原国家质监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委员会主任刘平均,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海南国际品牌贸易促进会荣誉主席、专家委员会主任蔡仁杰,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社长、党委书记王景霞,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副会长兼川菜产业委员会主席、眉州东坡餐饮集团董事长王刚,国际华文媒体联盟主席续炳义,东方美食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食政研究中心主任刘广伟,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会长符史钦,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副会长、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陈恒,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食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高启安,辽宁省饭店餐饮协会常务副会长王辉,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副秘书长王文江,常州市中吴江南美食研究院理事长周家林,眉山市文广旅局机关党委书记粟红,眉山市东坡区商务博览局副局长赵微,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刚,眉山川菜联盟秘书长、成德眉资美食产业发展联盟副会长王大锟,黄冈市餐饮酒店行业协会会长袁新,杭帮菜研究会会长陆魁德,开封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王曾伟,惠州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叶定华,儋州市美食行业协会会长侯群英,常州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符学平,徐州市餐饮酒店业商会副秘书长苗地,扬州名城建设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长乐客栈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魏龙海,湖南省餐饮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长沙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任伟政,海南龙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甘宗义等出席会议,共议“繁荣东坡菜系,助力行业发展”。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文坛领袖苏轼在“乌台诗案”中遭到政敌的迫害,虽然勉强保住了生命,但却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闲职,受当地官员监视。这是苏轼仕途生涯第一次被贬出京。
在遭受了此次人生(仕途)的重大挫折后,昔日曾渴望仿效古人“射天狼”,自称是“麋鹿性,非优辕姿”的热血青年苏轼,终于认识到了政治的残酷性。此后,大彻大悟的苏轼变身东坡居士,回归田园生活,“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这时心态的真实写照。
宋哲宗即位后,苏轼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先后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以及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等职。但是,由于胸负家国情怀的苏轼,始终不愿意与朝中得势者同流合污,并且多次仗言直谏,于是再次遭到诬告陷害。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又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贬所为当时的蛮荒之地惠州。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在苏东坡陷入人生低谷之时,惠州的父老乡亲们热情地接纳了他,而苏东坡也入乡随俗,很快就融入了惠州本地的市井生活中,并决定在惠州“以彼无限景,寓此有限年”。
此后,心无旁骛的苏东坡才思泉涌,创作出了一大批接地气的文学作品。其中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首《食荔枝》诗因朗朗上口,具有浓郁的岭南地域特色而广为传诵,至今脍炙人口。
据统计,苏东坡寓居惠州约两年七个月,不仅留下诗词、序跋、书画等作品多达587首(篇、幅),而且还留下了合江楼、泗州塔、嘉佑寺、朝云墓等一批被他的作品赋予了文化内涵的遗址。所有这些,都是苏东坡给惠州留下的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惠州的影响深远,一如清代诗人江逢辰所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时至今日,东坡文化已经成为惠州文化自信的底气,而作为东坡文化主干的东坡精神,则是东坡文化能够历久弥新的源动力。也就是说,东坡精神才是苏东坡留给惠州人民的最大财富。
为什么说东坡精神才是苏东坡留给惠州人民的最大财富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就要从东坡精神的内容说起。
务实精神:放弃幻想,脚踏实地。当年,苏轼在进京应试时,受到当时的主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年轻的苏轼出道即到达人生巅峰,名动京师,并逐渐成长为新一代的文学领袖,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此时的苏轼意气风发,胸怀“致君尧舜”的雄心壮志,立志要有所作为。即使是在密州(自请出京)时期,“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他依然雄心不减,渴望效仿古人远赴西北边疆“射天狼”。但面对连续两次被贬的残酷现实,苏轼“已绝北归之望”,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决定回归田园生活,融入惠州的市井生活之中,用他最擅长的方式:文学、科学知识为惠州作出自己的贡献。从昔日高居朝堂之上、众星捧月的文坛领袖,到被贬惠州时“前年家水东,去年家水西”的落魄,落差不可谓不大,但苏轼却能做到荣辱不惊,从文坛领袖华丽变身为与世无争的东坡居士。这体现出了苏轼务实的作风,而务实精神,正是东坡精神的基础。
实干精神:有条件要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苏东坡被贬谪至惠州后,不仅没有任何行政权力,而且还要受到地方政府的管辖(监视)。在这种无法调动任何资源的情况下,作为光杆司令的苏东坡很难有所作为。此时,他最好的选择是远离尘世的喧嚣,独居幽处与世无争。但是,苏东坡可不这么想。他心系惠州民生,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他以实际行动硬生生地创造出条件,从而使对惠州的民生工程进行改造,以及对农具的改进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筹建两桥一堤,功在当代,造福子孙。惠州城四面环水,东西两城隔江相望,当时的老百姓只能靠小船过河,既不方便而且危险,经常出现有人溺水身亡的现象,就如苏东坡在《东新桥》中所说:“不知百年来,几人殒沙泥”。因此,苏东坡到了惠州后,认为当务之急是要筑堤建桥,以解决百姓出行难的问题。经过实地调研,苏东坡提出了两桥一堤的解决方案。为了筹集筑堤建桥的资金,苏东坡以身作则,率先将皇帝赏赐的犀带捐赠出来,并且动员弟弟一家捐赠。在苏东坡的奔走呼吁及以身作则的感染之下,众人纷纷慷慨解囊,很快就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并选择吉日开工。在工程完工之日,惠州的父老乡亲奔走相告,自发地尽情庆祝。“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既是当时的盛况,更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民以食为天,苏东坡改进农具提高生产力,功莫大焉。我们现在都知道,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换句话来说,就是生产工具的先进程度决定了生产力水平。事实上,早在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苏东坡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在惠州,苏东坡设计制作秧马,并作《秧马歌》劝教老百姓使用秧马,从而改变了百姓使用秧马前,在插秧时“俯伛秧田,非独腰脊” 之苦,以及农夫因在脚胫上打洗秧根,造成“积久皆至疮烂”的现况。使用秧马(不用弯腰插秧)不仅可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又具有对劳动者保护的优越性,很快,“惠州民皆已使用,甚便之”。另外,苏东坡还根据惠州部分地区溪流落差较大的实际情况,设计、推广了水碓水磨,从而解决了之前民众靠人力、畜力来舂米、磨面,研磨香粉时,效率低下的问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苏东坡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创造条件筑堤建桥,改进劳动工具,惠及一方百姓,从而受到了后人的敬仰及追慕。这与当代提倡的“实干兴邦”精神完美契合,从而使东坡文化能够历久弥新。所以,实干精神,就是东坡精神的精髓。
乐观精神:天涯何处无芳草。苏东坡三次遭贬,不仅一次比一次贬得远,而且官职也是越贬越小,最后已到了降无可降的地步。而雪上加霜的是,他在被贬途中又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更是在惠州痛失了红颜知已王朝云。但是,仕途的失意与家庭的变故,并没有击倒苏东坡,他始终相信“枝上柳绵吹又少”并不可怕,因为“天涯何处无芳草”。苏东坡认为,只要心中有春天,那么,就算是身处数九寒冬,春天也不会离你而去。因此,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乐观精神,正是东坡精神永葆青春的保鲜剂。
总之,惠州因拥有苏东坡留下的灿烂文化遗产,从而成为了历史文化名城。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历久弥新的东坡精神与实干兴邦的改革开放精神完美契合,使东坡精神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所以,苏东坡留给惠州最大的财富,就是以务实为基础,以实干为精髓,以乐观为保鲜剂的东坡精神。(记者/续炳义,国际华文媒体联盟主席、国际文化产业智库主席、马来西亚海内外传媒集团主席、海内外杂志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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